我主要讲三个层面的问题，第一个我关注的最大的风险是什么；第二个风险的根源是什么；第三个怎么化解。

  最近出现股债汇三个金融市场的联动，恰恰是这样的联动，让我们看到更多的系统性风险的隐患的源头。

  最大的根源，就是来源于二次大战之后建立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失序。已然高度全球化的现在，需要加强全球经济和政策协调的情况下，协调的机制却失灵了。新的协调机制短期不能有效地建立起来，是因为缺乏信任的基础。

  对全球的协调机制，要保持开放态度。化解办法有两个，一是政策还是市场都要转变思维；二是我们要更加重视第三产业的供给侧的改革。

  未来可能面临的情况是，经常账户顺差没有了，可能还会出现逆差，未来资本账户在中国的国际收支中的影响会不断上升，这将在未来至少带来5个思维变化。

  第一，汇率要变得比过去更灵活，需要和利率协调推进。

  第二，资本账户的开放。我们看到更多的国际投资人对中国的资本市场越来越有兴趣，他们对于中国资产的配置低于目前中国在全球的配置，趋势上有增配的需求。国际投资人更多地进入中国市场，从而为缓冲我们在国际冲击面前的压力提供了基础，资本账户的开放和国内资本市场的改革要跟上。

  第三，货币发行机制要跟上。我们本币的资产抵押品，利率品够不够，如果利率品不够怎样让信用的产品能够更便利地成为抵押品。

  第四，央行抵押品的机制要改变。

  第五，货币中介目标的变化。从单纯数量方法的调节，转到数量和价格并重的调节。

  2012年之后第三产业的增速非常稳定，一直都在7%以上，好的时候还可以在8%左右。这就意味着我们能够以供给侧改革的思路，更多释放第三产业的潜力，中国的经济就能够比现在更容易稳住，也不需要你以更多的财政办法去解决它。科教文卫领域现在还有很多还叫事业单位，不叫企业。靠财政拨款不以赢利为目的，这也是政府负担比较重的原因。如果让一部分这类企业更多地市场化，那么政府的负担得以减轻，市场的潜力得以释放，中国经济也能更好地稳定。

  （作者系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本文摘编自作者5月26日在以“金融供给侧改革与开放”为主题的2019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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