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当下的改革最大的担忧，不是不改革，而是一些改革与改革的大方向背离。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最大精神是什么？无非两个：一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意味着在改革路线图上要削减政府的权力，彰显公司的地位；二是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这意味着政府必须按照现代国家的理念严格限定自己的权力边界和行为模式。这两点，应该成为衡量改革是否走在正确道路上的标杆。

如果以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为切入点考察中国的改革，你会发现，改革开放38年的历史，事实上就是一部企业不断获得生存空间，与政府争夺权力边界，在市场经济的废墟上爆发力量和惊人生命力的历史。从人类整个经济史的长河看，公司、市场、金融交易所和互联网的确是迄今为止人类最重要的四大发明，他们的共同特质是改变了世界经济的游戏规则，决定了全球经济权力版图的更替。

改革开放之前，就社会组织的地位而言，并没有独立的企业，国有企业作为政府政策的附庸而存在，是另一种形式存在的政府，承担着各种各样的社会功能。从中国改革的路径看，农村改革以承包制作为切入点，解决吃饭问题，而城市改革将国有企业作为切入点，解决一个社会的活力和经济的主导权问题，而城市改革的主体无疑是企业角色在社会中的转型。在1978年，中国企业的数量不过几十万家，而到今天，中国企业的总数量已经超过了2000多万家，1978年，中国没有任何一家企业可以进入全球500强，而到2015年，中国进入《财富》500强的企业已经有106家。从中国经济增长的规律看，政府在微观经济领域的收缩，释放了经济活力，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的动力。在国有企业改革障碍重重的情况下，中国选择的增量改革——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的道路，事实上也抑制了政府在微观领域的干预力量。就此而言，中国经济增长的历史可以概括为一部不断扩大企业自主经营权和限制政府干预的历史，一方面，通过改革国有企业，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市场主体，另一方面，通过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构筑了新型的政企之间的权力边界，培育了一个能够和政府抗衡的市场主体。

站在中国改革的视角，扩大国企的自主权，鼓励民营经济的发展，无疑是在强大的政府之外，培育一个更有效率、更有活力的经济体，代替政府的全能的职能，这个路径，已经成为中国改革的基本共识之一。在两个世纪之前，美国费城的制宪代表们已经真切地意识到，最初由私人企业组成的经济体系，对国家强大和民主政治体制的保护是一种必要的先决条件，历史学家阿瑟.斯莱辛格也认为，没有私人财产，民主是不可能的，而拥有大量强大的私人部门的国家，一般都趋向于向国民提供更大范围的经济和个人自由。事实证明，正是由于国家的让利，使得民营企业摆脱了发展的桎梏，创造了人类经济转型史上的奇迹。从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看，尽管2003年以来“国进民退”的趋势明显，但就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而言，非国有部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依然高达60%以上，成为中国经济繁荣的最主要力量。

笔者一直认为，中国改革30年财富积累的历史，既不是什么政府集权为代表的中国模式所带来的繁荣，也不是什么“新国企”带来的，而是民间投资不断壮大和国家在经济方面功能逐渐收缩的带来的。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可以浓缩成一部企业争取经济民主和自由，打破垄断的历史的话，那么按照吴晓波的说法，在这个历史的舞台上，则一直存在着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与外资三种力量此消彼长、相互博弈的过程，他们的利益切割以及所形成的产业、资本格局，最终构成了中国经济成长的所有表象。鼓励非公经济和民间投资，不仅关系到中国经济的转型大计，也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方式的方向性选择问题。保育钧先生曾经一语中的指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说到底，是转变资源配置方式，改变计划经济条件下权力配置资源的传统方式，让各类市场主体在市场竞争中实现优胜劣汰，让资源向优势企业集中。

当然，在任何一个国家，政府都是市场经济的重要参与方，政府对现代经济生活的干预可谓无处不在，没有市场的社会和没有政府的社会都是不可想象的。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体的历史告诉我们，经济运行未必仅仅是一个自然资源、继承的财富、文化或地理上的问题。诺斯在其名作《西方世界的兴起》中特别强调：“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而对于转型经济国家政府的作用，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1990年推出了一本新书《通向自由经济之路》，在讨论了种种的变革措施之后，作者在本书的最后一章突然笔锋一转，谈起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的必要性。依据科尔奈的看法，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实现市场经济的转型几乎没有可能。怎样才能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呢，他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不过他声明不喜欢建立在强制基础上的民主，而是喜欢建立在人民共识基础上的民主政府。

中国的改革需要强有力的政府的推动，但同时，我们应该看到，我们需要的是政府强有力的推动改革，而不是通过改革强化政府的权力。对于当下的中国而言，最大的忧虑是政府在改革的名义下，不断的把过去已经失去的权力拿回来。2016年，我相信关于是否给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会成为国际社会讨论的焦点，然而，如果我们不能在政府权力和市场边界之间回归到三中全会的精神，在简政放权的同时又暗度陈仓，让政府在很多领域的权力死灰复燃，那将成为中国市场经济最大的短板。就此而言，我们讨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时，大家为什么有“计划经济”的担忧，就是担心供给侧的改革成为政府集中权力的突破点。中国人应该时刻记住：中国经济能有今天的成就，中国能有今天的繁荣，恰恰是来自私人公司的强大，来自对政府权力的限制，而不是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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