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的金融业，不论是银行信贷还是直接融资，其服务重点长期以来都是煤基产业。然而，国际煤炭市场疲软，国内煤炭需求量减少，由此造成煤炭下跌，并造成煤炭市场供过于求的局面。煤炭企业今年前10月利润总额下降了六成。

 

煤炭产能过剩也传导到金融体系，其突出表现就是不良贷款大幅反弹。“煤老板”们和山西农信抱团已久，早在5年前煤炭资源整合之时农信的不良率已是金融机构最高，目前煤炭价格跌去7成，压力可想而知。采矿权抵押被作为最后一根融资稻草，只是这个闭环谁愿意做最后的接盘侠呢？

 

“山西省的金融业，不论是银行信贷还是直接融资，其服务重点长期以来都是煤基产业。”今年6月，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撰文称。受煤炭行业影响，山西省涉煤金融风险积聚。截至上半年，煤炭行业贷款不良率为3.45%，同比上升1.62%。

 

吕梁山明亮的阳光照得刺眼，但山沟里的风却是冷的。技术员李长武(化名)早上起来扫了扫院里的落叶，就又缩回了办公室看电视。

 

这样的日子已过了一年，院子里干干净净，看不出丝毫煤矿的样子。这座位于山西省临汾市蒲县的小煤矿已停产一年多，如今只有二三十人留守。

 

“煤炭市场不景气，挖出煤来也是赔钱。”李长武说。这座年产30万吨的民营煤矿2009年被山西煤炭运销集团有限公司整合，年产能扩充为90万吨，但刚完成第一期工程就赶上了煤炭市场下行。

 

“蒲县14个煤矿如今只有8个在正常生产，”李长武说，“还有一座矿去年停产一年，今年开工了。不生产哪来的流水？每个月光还利息就要3000万。”

 

数据显示，截至7月末，山西五大煤炭集团的期末资产负债率为82%，较年初扩大0.23个百分点。它们的长短期融资合计6032亿元，其中，短期借款及应付票据2334亿元。

 

“山西省的金融业，不论是银行信贷还是直接融资，其服务重点长期以来都是煤基产业。”今年6月，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撰文称。受煤炭行业影响，山西省涉煤金融风险积聚。截至上半年，煤炭行业贷款余额占到全省煤炭行业融资总额的78.36%，占到全省金融机构贷款余额25%左右。煤炭行业贷款不良率为3.45 %，较同期上升1.62个百分点。

 

山西全省正在尽力解决煤炭企业融资难问题，但与此同时，联盛、海鑫、中诚信托三大事件令山西的金融机构扎紧了口袋。在山西省农村信用社内部，联盛集团在柳林县的子公司破产导致的信用联社不良贷款被称为“柳林事件”，据报道，短短时间内，农信社系统给联盛集团相关公司放出了超过40亿贷款。

 

省联社日前专门下发文件，要求各级农信社要重点关注涉煤行业贷款风险防控工作。

 

“抱团欠款”

 

沿着罗克路进山，这条临汾市重要的运煤通道已不如往日熙攘。

 

“煤矿还在生产，但产量只有60万吨，与去年持平。”潞安集团整合的一座当地煤矿的生产经理顾顺林(化名)说。

 

“现在煤价是190元每吨，基本上可以做到不亏损，但领导层的奖金都取消了。”他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这座煤矿2009年开始整合前年产量不足30万吨，整合后将年产90万吨，但改扩建竣工后的三年，也是煤炭市场下行的三年，“每年都达不到满负荷产能。”

 

山西省统计局11月26日数据显示，10月份，山西省原煤产量7992.78万吨，同比增长5.2%，连续三个月同比增长，1—10月累计原煤产量同比下降0.2%。

 

山西省统计局相关专家表示，煤炭工业增加值增长，一方面与去年同期基数较低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冬季采暖期用煤需求增加相关，总体上是积极的变化。但这一变化或只是偶然性的短期波动，山西经济总体上仍然处于最困难的时期。

 

联盛破产重整案件让本就吃紧的银企关系雪上加霜。今年9月的一份招投标公告显示，目前法院已经裁定受理山西联盛能源有限公司等23个企业破产重整。截至2015年1月31日，山西联盛能源投资有限公司等公司合并财务报表显示，其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506亿元人民币(6.4005, 0.0000, 0.00%)。

 

“现在不止煤炭企业贷款难，银行还想办法‘抽贷’。本来业务员说得好好的，只要还清上一笔贷款，马上可以放下一笔，但等煤矿还上贷款，那边就没消息了。”山西省煤炭厅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说。

 

“在以前，煤老板之间通过互保就能拿到银行贷款，但是联盛集团出事以后，银行就不认可互保模式了。有的地方还出现了‘抱团欠款’，甚至‘抱团逃债’的情。”他说。

 

融资难度加大的同时，融资成本却在提高。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得到的数据显示，山西五大煤企之一的晋煤集团，今年的银行贷款规模减少了10%左右，晋煤集团本部贷款利率却上浮了10%，子公司更是平均上浮约15%。

 

“朔州市有52座煤矿，今年上半年有接近30%的煤矿停产，还有一半的煤矿减产。但朔州市煤炭行业中长期贷款占比较大，所以贷款风险还没有完全暴露。”一位熟悉当地煤炭产业的人士介绍。

 

清理不良贷款

 

在2012年前，煤矿还是金融机构抢破头皮的优质客户。“那个时候，经常是信用社理事长亲自带队登门拜访，能使出的本领都使出来了，又是‘绿色通道’，又是‘特事特办’。”阳泉市一名已离职的农信社信贷业务员告诉记者。“结果那一次，一个月时间内就给那个煤矿放了5个亿贷款。”他说。

 

但现在，严防不良贷款反弹成为山西省农信社的重要任务。2014年，山西省农信社系统实现了难能可贵的不良贷款“双降”。但这个成果来得惊心动魄，直到去年11月底，全省还有6个市、62个县级机构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双升”。

 

不良贷款听证问责成为山西省联社2014年的“一号工程”。山西省110家农村信用联社管理着8400多亿元资产，贷款余额近3600亿元，是山西省属金融机构的龙头。

 

但今年6月，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撰文称，农信社包袱沉重，不良贷款居高不下，改制重生任务十分繁重。

 

山西省联社曾提出2015年底前化解全部的高风险农信社机构，但这一计划已经拖延，“内部意见据说是用两年时间完成。”上述信贷业务员说。

 

公开信息显示，2010年时，山西某市13家县级信用社只有3家实现盈利，其余10家均为亏损，潜亏信用社高达76.92%。据统计，农村信用社每年仅少提贷款损失准备缺口一项，就是当年实现利润数倍。

 

据统计，2010年末，该市13个县(市)中，有9个县联社的不良贷款率高达15%，其中有5个信用社高于20%到30%。

 

“当时的不良贷款主要是小化工、小炼油厂、小铁厂等五小乡镇企业和农民个人坏账，那些企业都已关停倒闭了，没法收回欠款。”上述业务员说。

 

公开数据显示，山西省地方金融机构共7类154家。截至2014年年末，全省地方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已近450亿元。

 

但在实体经济下行中，仍迫切需要金融支持。山西省金融总资产达到3.4万亿元。在地方政府的积极奔走下，就连在联盛事件中“受伤”颇深的国开行，今年以来也向山西国有重点煤炭企业发放维稳贷款37亿元。

 

但金融机构如今已不把贷款放进煤炭一只篮子。公开数据显示，晋城市上半年全市贷款增加60.8亿元，其中投向煤炭行业只有21.9亿元，文化产业和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成为另外的主要融资行业。

 

“我们这座煤矿的技改只花了二三亿，已经算非常节约的了。有的年产能90万吨的煤矿，技改费用花了9个亿。”潞安集团在蒲县某煤矿的生产经理顾顺林说。

 

2009年开始，山西省开始全省范围的煤炭资源整合，参与整合的主体——大型煤炭国企和民营企业集团花费了巨额费用，其中很大部分来自金融机构贷款。

 

记者获得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10年5月末，中国人民银行[微博]太原中心支行调查了山西省内20家金融机构，其各项贷款余额较煤炭资源整合前增加了45.69%，其中煤炭行业贷款余额较整合前增加了94.30%，占金融机构各项贷款的比例由整合前的15%上升为20%。

 

这份报告显示，在上述贷款中，农信社余额近14.9亿元、占比79.68%，居各机构首位。但农信社的14.06%的贷款不良率也是各机构中最高的。

 

“但2009年开始整合时，煤价是每吨900元，现在则是每吨190元”，顾顺林说，整合后煤矿的盈利压力可想而知。

 

“那个时候的煤矿贷款非常混乱，甚至有的煤矿没有抵押就从金融机构拿到了巨额贷款。”北京一名曾参与山西煤炭资源整合的律师告诉记者。

 

银企抱团过冬

 

记者获得的不完全数据显示，煤炭行业近几年来的贷款余额占比一直处在大幅上涨过程中。2007年，煤炭行业贷款余额为708亿元，占各项贷款比例为12.8%，2013年则猛增至3830亿元，占比也增长到25.5%。

 

“排雷”成为金融机构亟待解决的问题。

 

6月8日，山西召开全省农信社风险处置推进会议，会后于6月12日出台《山西银监局关于加强监管引领加快推进高风险农村信用社重组改制的通知》。

 

今年4月28日，山西省农村信用社理事长崔联会在促进农信社化解风险达标升级工作会议上介绍，全省共有27家县级机构成功改制农商行，其中有11家高风险机构通过改制成功化险，改制后的农商行不良率平均为3%。

 

“一家农村信用联社的股本金可能只有两三百万元。”上述参与了山西煤炭资源整合的北京律师说。信用社改制需要扩充股本金，这再次将煤炭行业和金融机构牵到了一起。

 

公开报道称，潞城市联社就及时将募股重点转向省内因煤炭资源整合退出而手握重金的前“煤老板”群体。工商资料显示，改制而成的潞城市农商行注册资本5亿元，共有超百名股东，其中绝大多数为个人股东。

 

11月28日，山西省政府就《山西省煤炭资源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涉及到矿业权抵押内容。

 

上述山西省煤炭厅不愿透露姓名人士介绍，采矿权抵押登记备案过程目前存在很多困难，如果成功化解这些困难，可以大大缓解煤炭企业产权融资难题。“比如实际操作中，采矿权抵押率低，无法重复抵押。”他说。

太原市一名多年从事矿产资源业务的律师介绍，因为采矿权价值本身较大，该价值远远高于债权本身价值，因此煤矿企业希望对采矿权作多次抵押。”但征求意见稿第六十条又将‘已缴清全部矿业权价款’作为抵押条件，会限制采矿权融资的可行性”，山西中吕律师事务所律师李艳红向记者表示。

 

山西省政府已两次召开专题会议，积极推进全省煤矿企业采矿权抵押贷款限时征缴采矿权价款工作。公开报道称，全省计划至3季度末完成征缴资源价款130亿元。

 

为了调动金融机构积极性，山西省政府将“采矿权抵押工作”纳入2015年金融机构绩效考核范围，对不支持的金融机构实行“一票否决”。

 

“这份管理办法肯定会规范矿业权抵押的操作，但目前市场形势下，更多人会关心，矿业权抵押出去后，谁来接盘？”顾顺林说，“如没有符合条件的采矿权受让人，银行的抵押权如何实现？”

 

而停产一年的李长武则笑了一笑，“煤矿现在只有一张生产许可证，连营业执照都是临时的，拿什么去抵押贷款？”

 

【延伸阅读】

 

山西煤炭系统迎来最冷冬天 国企民企集体陷落

 

版权：来源 央广网

 

目前，在山西省属七大煤炭集团中，仅两家无主要领导落马。其余五家中，落马董事长或总经理达7人之多。此外，在媒体描摹的山西煤炭系统图景中，一些煤炭集团与山西官场、商界的关系可谓横纵相连、千丝万缕。不少落马官员、涉案富商就曾与煤炭集团有密切往来。

 

眼下，山西煤炭系统已然迎来最冷酷的冬天。

 

10月26日，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以下简称山煤集团)原董事长、党委书记郭海被带走调查。此前一天，在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召开的党政联席会议上，郭海被免去董事长、党委书记职务。

 

至此，包括山煤集团在内的山西省属七大煤炭集团中，仅山西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阳煤集团)、山西晋城无烟煤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晋煤集团)无主要领导落马。其余五家中，落马董事长或总经理达7人之多，分别为白培中、杜建华、任润厚、刘建中、曹耀丰、吴永平、郭海。

 

在媒体描摹的山西煤炭系统图景中，一些煤炭集团与山西官场、商界的关系可谓横纵相连、千丝万缕。

 

有报道称，郭海落马或由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同煤集团”)原董事长、山西省煤炭工业厅前厅长吴永平腐败案牵出，而吴案又很可能是张新明案的持续发酵。山西原金业集团董事长张新明因煤炭发家，曾有“山西首富”之名。

 

在郭海之前，任山煤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的杜建华，则因卷入山西女商人丁书苗腐败大案被查。而纵观丁书苗的发家史，亦涉足煤炭行业颇深。

 

“山西发生的腐败问题不是孤立的，是一坨一坨的。”今年3月的全国“两会”，山西省代表团媒体开放日上，作为中央唯一定性“系统性塌方式腐败”省份的省委书记，王儒林使用的这个数量词，曾引发全场一阵心照不宣的笑声。

 

四种官员“倒在煤上”

 

山西系列腐败案的序幕，似乎是由4年前，两个窃贼无意扯开的。

 

2011年11月，时任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焦煤集团”)董事长白培中家中被盗，其妻报案称被抢300万元。窃贼被抓获后却证实，被盗钱财物品总价值近5000万元。

 

之后，被免职的白培中牵扯出了涉嫌包庇他的山西省委原副书记、纪委书记金道铭。后者的落马，又拉下山西焦煤国际贸易公司原董事长胡建伟、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原副总经理姚海平、山西省纪委原常务副书记杨森林和晋中市委原副书记张秀萍。

 

金道铭的落马，被山西官场人士称为一块先倒下的“多米诺骨牌”。其被调查后半年内，山西省原副省长杜善学、太原市委原书记陈川平、省委原秘书长聂春玉、省委统战部原部长白云4位省委常委，以及省政协原副主席令政策、原副省长任润厚共计6位省级领导，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相继被带走。

 

一场“官场地震”从山西省会太原向吕梁、大同蔓延，先后有多名副部级官员和几十名厅级官员被调查。再加上此前曾在山西工作过的中国科协原党组书记申维辰、山西省军区原司令员方文平、河北省委组织部原部长梁滨，山西去年被调查的在任与离任省级领导多达10人。

 

除上述省部级领导，在过去一年里，山西市、县两级被调查的官员总数创历史之最。今年2月10日，山西省纪委监察厅网站发布2014年山西反腐“成绩单”：全年共处分市厅级干部45人、县处级干部545人。

 

此外，邢利斌、张新明、袁玉珠等为数众多的富豪先后被带走，还有部分煤炭领域富豪避居港澳地区或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至今未归。

 

山西能源领域专家赵宏(化名)认为，除了交通系统窝案，以及部分领导的卖官鬻爵、牵扯房地产之外，大部分贪腐官员都陷入了“黑金泥潭”。

 

过密的政商关系导致涉煤腐败复杂多样，赵宏把“倒在煤上”的官员分为四个群体：掌握煤炭资源行政审批权的地方官员，利用煤焦领域反腐败“大棒”获利的纪检系统官员，体量庞大的省属大型煤炭企业负责人以及煤炭监管部门与执法部门官员。

 

国企民企集体陷落

 

2008年，在煤炭价格不断攀升的大背景下，煤炭大省山西开启了煤炭资源整合的大幕。

 

针对省内煤炭工业“多、小、散、低”的发展格局，山西省计划利用金融危机形成的市场倒逼机制为契机，以政府为主导，以大中型企业为主体，以市场经济运行方式来运作煤炭资源整合、煤炭企业重组。

 

2009年3月，这一计划被付诸实施。最终，被选中为煤炭资源整合主体的企业为山西省内7家与煤炭相关的国有企业。

 

这7家国企也就是煤炭业内常说的山西省属七大煤炭集团：同煤集团、焦煤集团、晋能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晋能集团”)、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潞安集团”)、晋煤集团、阳煤集团和山煤集团7家以煤炭生产和销售为主业的公司。

 

2012年3月，山西省宣布煤炭资源整合结束，七大集团却在此时陷入困境。国内煤炭价格自2011年第四季度开始下降，2012年5月更是出现“断崖式”下跌，煤炭市场萧条的形势延续至今。

 

又两年多时间过去，七大煤企仍陷“泥潭”。2014年上半年，其净利润总和为-13.48亿元。接踵而至的，便是腐败案的“塌方式”出现。

 

在七大集团之外，山西煤炭民营企业家也同样被卷入风暴之中。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邢利斌。2012年，山西最大煤炭民企——山西联盛能源有限公司原董事局主席邢利斌7000万元嫁女；此人还被曝曾出资千万元赞助王建国在2009年吕梁市组织的“13市县区公推县长人选”中贿选“买官”。

 

同时，邢本人也曾是吕梁市柳林县政协名誉副主席、山西省人大代表，拥有众多省级荣誉。2014年3月12日，邢利斌被警方从太原武宿机场带走接受调查，当时，他已负债累累。

 

山西省省长李小鹏曾表示，山西很多腐败案件背后都出现了“煤老板”，都涉及煤炭资源交易。煤炭资源交易由于制度不完善，信息不公开以及利润巨大，就很容易滋生腐败。

 

从省官到县官

 

“一坨一坨的”腐败案中，任润厚和吴永平是两个焦点人物。二人都有着博士头衔，都在煤炭价格高涨的十年，从商界转到政界。

 

任润厚被视为能源专家、“救火大队长”，享受国务院津贴，曾任潞安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长达10年。2011年6月，他出任山西省副省长，不出所料地分管煤炭等领域。

 

2014年8月29日，任润厚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一个月后，57岁的他因癌症去世。

 

吴永平“成名”于2008年雪灾的紧急抢运电煤大战。在那场大战中，他掌舵的同煤集团损失2.98亿元收入，他本人却收获了诸多荣誉：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新中国60年企业精神培育十大杰出人物”。

 

多位山西煤炭领域人士表示，吴永平2008年升任同煤集团董事长时，正是“山西煤改”全面启动之时，其落马或与争议不断的煤炭资源重组兼并有关。

 

2011年9月，在“老同行”任润厚出任山西省副省长三个月后，吴永平也华丽转身为厅级干部，调任山西省煤炭工业厅党组书记、厅长，掌管全省煤炭行业。

 

2014年12月，吴永平被立案调查前还收受了一套价值280万元的海南三亚房产；被立案调查当天，吴的兜里还装着1万欧元的受贿款。

 

在调查省级高官的同时，大批量处理基层干部，被视为山西反腐在基层持续发力的标志。

 

煤炭重镇吕梁，注定是此轮反腐绕不过去的地方。至今，吕梁已交出十余名违纪违法干部的“成绩单”：先后两任市委书记聂春玉、杜善学，市长丁雪峰，副市长张中生，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李良森，人大副主任郑明珠，政协副主席刘广龙等均被带走调查。

 

2009年，在吕梁曝出的“一顶乌纱帽、千万雪花银”的买官卖官事件中，原吕梁市委秘书长李良森曾公开支持一名候选者，让其给常委们“一个一百万”地砸。

 

除李良森外，早些时候被处理的柳林县委书记王宁，在当地官场也属“实力派”人物。他被认为，颇有几分悍气。甚至有人将其在众多场合说的骂人脏话整理成“王宁语录”在网上传播，有当地官员称“多数是真的”。

 

对于王宁的落马，当地官员也并不意外，早在山西联盛集团董事局主席邢利斌、吕梁原副市长张中生先后被调查后，就有当地官员预测，王宁将是第一个落马的县级干部。

 

“一煤独大”寻求破局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介绍，受反腐影响，山西省管干部空缺近300名，如何选人用人是目前面临的最棘手问题，目前空缺的岗位中有3位市委书记，16位县委书记，13位县长。

 

随着落马的基层官员不断增多，包括大同、晋城、吕梁等地的官员颇有些惶惶不可终日。一位基层干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自己县里的主要领导明显不在状态，整日精神恍惚、强颜欢笑。

 

与此同时，山西省去年GDP增速全国垫底。山西省社科院副院长潘云认为，山西经济下行既有周期性原因，也有结构性原因，与“一煤独大”的产业格局、转型步伐慢分不开。

 

山西省省长李小鹏表示，山西经济下滑，煤价下跌是短期因素，长期来看，一煤独大。过去煤炭价格高，煤炭企业效益好，一俊遮百丑，什么问题都看不出来。现在煤炭价格低，问题就出现了。政府该管的没有管好，不该管的又伸手过长。

 

有媒体报道称，在山西，虽然高度重视煤炭转型，力推非煤产业的快速发展，但“一煤独大”的局面至今没有得到实质改变。

 

“如果没有当年的资源整合，就不会有邢利斌、张新明等‘首富’的崛起，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华润并购与宋林的落马，甚至于不会引发山西、吕梁的官场‘地震’。”直到现在，何刚(化名)仍坚持这样的看法。

 

作为某煤企负责人，何刚有自己的观点：“山西的煤炭资源整合，是依托行政手段，而非市场手段。省里给各市、县下达指标，各级政府再层层上报整合方案，省里进行批复。哪家保留、哪家关闭、谁整合谁，都掌握在各级政府手中。腐败也就难以避免。”

 

除了资源整合过程中隐秘的政商利益链条被逐步揭开，大量“假整合”、合同违约、投资商破产、恶性上访等情形也开始频现。

 

山西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梁敬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直言，此前旧的煤炭管理体制是权力设租寻租甚至官商勾结、滋生腐败的重要源头，煤炭管理改革后，将有助于从经济层面上消除腐败土壤。

 

眼下，伴随着煤炭市场低落，以煤为生的山西正在经历一场严峻的考验。各级政府仍在想尽办法重整产业、恢复经济。

 

以晋城为例，今年7月，当地银监分局出台三项措施，帮助煤企渡过难关。之后，当地财政部门也加入进来，帮助本市符合条件的煤炭企业，争取省财政资金扶持。

 

春天还有多远？答案尚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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